他双膝一软,对着冰冷的墓碑,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。额头磕在青石板上,
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而我,早已身在京城一处不对外开放的修复工作室里。
文化部给我派来一位助手,叫苏文。他年纪不大,戴着一副眼镜,说话温和,
身上有股书卷气。他懂文物,更懂尊重,递工具时手心永远向上,讨论问题时眼神专注,
从不打断我的思路。修复工作枯燥而精细,我和苏文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李伟东从乡下回来后,
像是疯了一样找我。他捧着一沓厚厚的现金,还有一本烫金的房产证,像个输光了的赌徒,
堵在了工作室门口。那天,我正和苏文凑在灯下,用放大镜观察着琴身裂痕处的木质纤维。
我们为一个粘合剂的配比问题起了争执,又在找到解决方案后相视一笑。
那种全心投入的默契和喜悦,是外人无法理解的。李伟东就站在门口,
看着灯下我和苏文专注的侧脸,看着我们偶尔因一个技术细节相视一笑。那种默契,











